档案 方先之旧居

　　睦南道109号

　　特点：该楼为英式别墅，摩登风格，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墙面与院墙面均为混水砂石罩面，点缀规则的点状琉缸砖，浑然一体，典雅清丽，设备齐全。内装修不是十分豪华，但壁炉、楼梯、门窗极有特色。现为办公用房。

 摄影 蔡志文

“骨圣”传奇

　　如果没有方先之，就没有中国现代骨科医疗事业的突飞猛进；如果没有方先之，就没有全国各地骨科医学的人才济济。1944年，方先之成立了天津市第一家骨科医院；1953年，他在天津创办了全国骨科医师进修班，这一时期他主持编辑的《骨科进修通讯》成为中国第一份骨科医学专业杂志，并最终演变成今天的《中华骨科杂志》。

　　1906年，方先之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县。方先之自幼勤奋好学，后进入浙江嘉兴的百年名校，秀州中学。在秀州中学1925年的毕业生名录上，方先之的名字赫然于纸上，那个时候，他叫“方先知”。与此前我们寻访的另一位协和名医金显宅一样，方先之在1925年中学毕业后，也考入了上海沪江大学。按照入学时间来看，他是金显宅的“师弟”。此后，沿着与师兄同样的足迹，方先之也考上北京协和医学院，8年苦读毕业后留校先后担任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及讲师，深受各级医师推崇及爱戴。1938年他被派往美国波士顿大学深造，回国后在协和医学院继续任教。

　　创办天津首家骨科医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京协和医院被迫停办。协和很多知名医师都纷纷来到天津暂避，方先之只随身带了一只小皮箱。来津不久，张纪正、柯应夔等原协和医院医师与方先之商议筹办天和医院，意思是“天津的协和”。

　　1942年7月1日，天和医院开业，方先之负责骨科，兼看外科。骨科门诊开业之后，前来就诊者日益增多，骨科病床总是不够用，于是方先之决定自行筹办天津骨科医院。

　　筹办这所医院，方先之幸运地得到了周学熙的大力支持。在天和医院工作时，方先之曾为周学熙的夫人治过病，由于医术精湛，药到病除，因而深得周学熙信任。创办骨科医院，方先之找到周学熙寻求帮助，周学熙二话没说，立刻出面组织了骨科医院董事会。1944年8月1日，天津私人骨科医院在沙市道正式开业，方先之任院长。

　　刚开业时，医院的规模很小，只有十张病床，分三等，还设有等外床和包干床，用来照顾穷苦病人。开业初期医护及工作人员也只有十个人，方先之除主持日常医疗外，还要做化验、挂号等工作。由于方先之医术精湛，骨病患者纷纷慕名而来，1946年骨科医院又迁到长沙路，病床增加到四十张，医护人员也有所增加。

　　看他手术如看表演

　　方先之在骨科医疗事业上的贡献很多：他对骨科进行分类，建立了现代骨科建制；他对骨肿瘤的分类简明扼要，人称“方式分类法”；他在全国首创“切开复位及内固定”手术疗法，使关节骨折的治愈率与功能恢复率大为提高；他反复进行疗效监测，推进中西医结合骨折疗法等。而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他首创了骨关节结核病灶手术清除疗法。

　　上世纪四十年代，骨关节结核病还被当做是一种束手无策的顽症。医生们采用保守疗法，病人只能完全卧床，局部制动，很少施用外科手术。日本医生曾宣称手术清除病灶是“通向死亡的道路”，被视为禁区，无人问津。

　　方先之偏要闯这个“禁区”。他从1947年开始就对骨关节结核病灶清除疗法进行临床实验，到1950年手术终获成功。据人民医院骨科统计，自1951年至1955年11月间，共655例骨关节结核病人施用手术治疗，其中596人病愈出院，治愈率达90%以上，病人平均治愈时间也由过去的六七年缩短到八九个月。

　　方先之的医学创新得到了全世界医学界的关注。苏联学者到中国参观的时候，对方先之的手术叹为观止。半个世纪后，他的学生费起礼回忆说：“方先生的手术，干净利落，没有半点多余的动作，整个手术下来就像是一场精彩的表演。”

　　中国骨科的“黄埔军校”

　　1950年抗美援朝，方先之满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热忱，首批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奔赴前线救护伤员。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天气下，方先之每天从早到晚都坚持手术，千方百计地减轻伤员的痛苦。但在前线，他发现了一个问题：由于骨科专家缺乏，很多伤员未能得到及时准确的救治，一些不该截肢的伤员被截肢了。方先之感到非常痛心，同时深感培养骨科人才迫在眉睫。回国后，他联合国内部分骨科专家，联名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成立骨科医师进修班。

　　1953年，卫生部委托方先之在天津创办了骨科医师进修班，到他去世时，一共办了十五期，每期四十人。这些学员如今分布在全国各地医院，成为我国骨科医学权威。

　　按照方先之的主张，骨科医师进修班边上课、边实习，每个学员都要进病房。方先之亲自制定教学计划，编改讲义，亲自讲课，他要求主讲大夫们每年都要在讲义中补充新材料。每一位主讲大夫讲课时，他都准时去听，从不迟到早退，有的讲稿要经过几次修改才能定稿。方先之还制作幻灯并示教手术，作直观教学。为交流进修医师间的学术成就，方先之在1957年创办了《骨科进修通讯》，作为进修班的学术刊物。这本杂志在1961年改为《天津医药杂志骨科附刊》，是《中华骨科杂志》的前身。

　　盛夏清晨做手术

　　方先之太热爱自己的医学事业，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留给了工作。在儿女眼中，这个父亲对待病人细致入微，甚至比对待自己的家人还要好。

　　方先之的儿子方崇悦回忆：“在我们的记忆里，父亲工作的时间很长，他很少在家，总是有做不完的事，忙不完的工作，看不完的书。晚年的时候，有关部门给他安排了专车，他坐了几天，硬要坚持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我不明白怎么回事儿，问他。他说，我骑自行车，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另一方面也给国家省点儿钱。”

　　“老师特别替病人着想。过去没有空调机，夏天做手术，病人长时间躺在病床上，光是燥热就很痛苦。我们当时的制冷设备就是一台电扇和经过处理的巨大冰块。电扇对着墙壁吹冰块，产生的冷风经过墙壁反射到整个房间，为手术室降温。方先生考虑到病人的痛苦，就在盛夏季节里，把每天的手术提早到清晨六点半钟，这样就可以在一天最高气温到来前结束手术，让病人提早休息。”费起礼回忆。

　　十年动乱期间，方先之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还被剥夺了手术的权利，每天的工作是扫厕所。费起礼回忆起那段岁月，动情地说：“方先生为人认真，连打扫厕所都一丝不苟。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干净的厕所。”而此时，方先之已经患肝癌很久了。

　　1968年6月29日，一位中年男子怀抱婴儿急匆匆跑进天津骨科医院门诊大厅。他千里迢迢从云南边陲慕名来到天津骨科医院，就是希望“骨圣”能够抢救自己病危的男婴。可是他却听人们说：方先之去世了。中年男子号啕大哭，悲恸的哭声在门诊大厅里久久回荡着……

　　专家支持 金彭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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