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岗是解放区大名鼎鼎的记者，天津解放后，我认识了安岗，而且得知他是喝海 河水长大的。他原名安正光，1918年生于天津，早在1936年就参加了学生运动， 并开始在《益世报》上发表文章。1938年后历任胜利报、晋冀豫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的编辑主任、社长、副总编。1945年任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负责人。1948年4月任人民日报副总编，此后在人民日报工作了40 年。其间，1955年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3年后任经济日报总编辑 。在担任领导职务期间，除主持报社工作外，亲自动手采写了八百余篇评论和报道。

　　我从上世纪50年代起，多次和安岗接触，发现他的突出优点是永远朝气蓬勃地活跃在第一线，而且对新生事物非常敏感、满腔热情。

　　1958年大跃进年代，尽管刮了浮夸风，但也诞生了一些经得住实践检验的新生事物。安岗总是热情给予支持。比如秦皇岛港口实行一条龙协作运输，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安国县实行厂社挂钩、工农业互相支持等等，他都积极支持我们采写新闻、通讯，并鼓励我们写评论，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

　　安岗的思想十分活跃，仿佛总在不停地思考。上世纪６０年代，天津市开展突出政治大讨论。１９６６年３月７日，天津日报记者李夫、肖连沛写了《政治能不能治病》的长篇报道，用大量生动实例，有说服力地阐明了手术刀本身并没有政治，但执刀的医务人员不能离开政治，政治思想决定着他的业务行动。由于世界观不同，对待病人的态度就不同，因此，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十分重要。这篇通讯受到安岗的高度赞扬，《人民日报》在头版整版篇幅全文转载，并加了编者按，在全国医务界、新闻界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这期间，《天津日报》评论相当活跃，安岗给以热情赞扬。《人民日报》开辟了《活跃在各地报纸的活思想》专栏，《天津日报》的评论在这个栏目上的被摘登率居全国各地方报纸之首。与此同时，安岗还多次来天津，并带记者顾雷等前来采访。在安岗的具体指导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不少有关天津的报道。

　　粉碎“四人帮”后，天津日报的同志们思想解放，作了新闻改革的尝试，提倡“抓活鱼”，让报纸版面充满新鲜活泼、引人入胜的新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安岗作为首都新闻学会的副会长通知我到北京，向首都各新闻单位介绍经验。我介绍情况后，安岗和会长胡绩伟都发表了热情的讲话，给予高度评价。事后，新华总社全文印发了我的讲话录音；《解放军报》还发表了评论，号召学习《天津日报》“抓活鱼”的经验。

　　令我难忘的是，天津引滦工程完成后，我和肖荻、王学孝合作（王学孝执笔）写了一篇《决策》的文章，反映党中央、国务院对引滦工程的关心。全文长达八千多字，经市领导审查后，本来准备在《人民日报》和《天津日报》同时见报，没想到市里另一位领导同志不同意。安岗得知后，全文在《经济日报》刊登。市委一位领导十分恼火，责问经济日报说：“你们在政治上要负责！”安岗未予理睬，事后对我说：“我们既然发表就敢于负责！你天津市管不着我经济日报！”这篇文章发表后，李瑞环同志告诉我，万里、胡启立同志都给予肯定。

　　安岗同志对天津的新闻事业十分关心，比如《今晚报》创刊，他以为是件大事，李夫同志和我一起专程赴京，请他通过薄一波同志代请邓小平同志题写报头，他欣然答应，帮了很大忙。对天津市的报纸和办报人员也十分关心。他还亲自来津考察了解，调李元溥、石德两位年轻人到人民日报工作。这些年因年事日高，而且担任全国公共关系协会的领导，他很少到天津来，但仍关注家乡的情况，特别是新闻事业的发展。

　　天津市的新闻界，为在自己家乡的沃土上培育出安岗这样杰出的新闻战士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