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军，职业作家，著有《藏獒》、《藏獒二》、《藏獒三》，畅销百万余册，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等。

　　这肯定仅仅只是一个故事。真实的仓央嘉措不会顺从地去当故事的主角，他在人们的心里。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作者要如此编排，写西藏可以有很多的入口，未必非要触碰那些被人们始终咏诵的情诗。尽管有采访作为铺垫，我依然难以仔细阅读《伏藏》，因为那么深情的诗句和它的主人仓央嘉措却被作为悬疑小说的线索出场。

　　新报：为什么你会把仓央嘉措情歌作为发掘伏藏、破解历史和神秘宗教的密码？

　　杨志军：小说中伏藏的发掘是从雍和宫开始的，为什么？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中国独一无二的藏传佛教皇家寺院，更是因为我想一开始就隐含《伏藏》的主题、仓央嘉措情歌的主题、“七度母之门”的伏藏即仓央嘉措遗言的主题：一切宗教、一切信仰的目的，都是为了心灵和谐与世界和平。“雍和”就是和谐加和平。“雍和宫”就是和谐加和平的兜率天宫。用仓央嘉措情歌做密码，就是想用一种思想理念、一种精神高度和一种美好感情来统驭人物和故事，抗衡一切贪欲、仇恨、阴谋、残杀。

　　新报：《伏藏》的主角为什么是仓央嘉措？

　　杨志军：这部小说有一种非常复杂的结构呈现，涉及的历史和现实的事件太多，我想表达一个完整的发掘伏藏的过程，一段惊心动魄的西藏历史，一个真实而感人的仓央嘉措故事，一种仓央嘉措情歌的感人展示，一种藏传佛教也就是西藏文化给予世界的信仰洗礼，一种从现实到历史、从北京到拉萨的文化游走和探寻解密。

　　新报：《伏藏》也号称是中国版的《达·芬奇密码》，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杨志军：作为作者，我什么也不敢号称。《伏藏》是我命中注定要写的作品，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命中注定要写的，这里除了追求，还有一种宿命。从《藏獒》开始，在我的写作中已经没有了通俗和严肃的区分。因为我发现写作中的作茧自缚，往往是一种虚弱和不自信的表现。不是悬疑了就必然浅薄，也不是好看了就必然流俗。思想越有意义，就越要让它好看；内容越有价值，就越要让它流畅。

　　新报：书中涉及了藏传佛教和仓央嘉措的历史，它们都是真实的吗？

　　杨志军：历史事件和主要历史人物都是真实的，所有伏藏和掘藏的地点也都是真实的，这不能含糊。比如掘藏到过的寺院：雍和宫、拉卜楞寺、塔尔寺、哲蚌寺、大昭寺、布达拉宫，都是世界闻名的地方，你必须如实写来，一尊佛像都不能错，但又要出乎意料，又要完全小说化、戏剧化。有时候作品中的人物急着要往下走，而你愣是拽着他不让走，因为你忘了人物面对的这幅壁画、这幅唐卡的内容是什么，或者人物必须膜拜的佛像是哪尊佛，这些都得一一查实。还有环境描写、寺院介绍、线路设置等等，都必须真实确切，不能搞错，因为《伏藏》呈现的是藏传佛教在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宏观布局和微观面貌，它应该成为文化游历和信仰寻根意义上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