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警 马四友

　  他是一位让人肃然起敬的狱警。时任天津市西青监狱五监区教导员的马四友是一位管教能手，天津市“劳动模范”，曾两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三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他所在的五监区，先后荣立集体二等功和三等功，并荣获天津市“十五”立功先进集体、天津市抗击“非典”新长征突击队和全市政法系统人民满意的政法标兵单位等称号。

　　从警十年来，他始终坚守在教育改造肺结核病犯的第一线，履行着一名监狱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在参加西青监狱工作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自行车运动员，曾获得全国自行车比赛的亚军。在他去工作岗位报到前，亲朋好友曾劝告他说，西青监狱关押着很多传染病犯人，很可能被传染上。虽然犹豫过，但还是到监狱报到了。十年来，他用热情感染着每一名犯人，把一批又一批犯人送回到社会中。就在他工作的第九年，他被确诊为空洞型肺结核。当监狱领导准备为他调换岗位时，他却坚持继续留在传染病监区工作，继续谱写人民警察的奉献之歌。

　　和一位犯人的故事

　　杨某，25岁，因聚众斗殴被判刑8年。该犯少言寡语，消极怠工，逆反心理极强，是一名不折不扣的难改分子。通过多次和杨某的谈话，马四友了解到他曾经是父母心中的希望，但父母离异后，杨父不经意间疏忽了对杨某的关心。此后，杨某整天沉浸在网吧等娱乐场所，和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混在一起，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杨父得知后，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从此，父子俩形同陌路。杨某入狱后提出与父亲断绝关系，其父更是坚决不来监狱探视儿子。

　　通过查阅杨某的档案，马四友得知了杨父的住所，他觉得要化解他们父子之间的隔阂，就必须让杨父转变对杨某的认识。杨父住在天津市郊，往返市区要30多公里的路程，那些日子马四友利用休息时间，每次换乘两趟公交车往返于两地，可一连好几次都没有找到杨父。最后他从杨某那得知其父的生日，就在杨父生日那天，他用自己的钱买了一个生日蛋糕，专程前往杨某的家，终于见到了杨父。当老人看到马四友手中以杨某名义购买的生日蛋糕时，久违的亲情萦绕在老人的脑海里。临走时，他把一个红色的本子交到马四友手中。

　　深秋的夜寂静而安详，皎洁的月光透过玻璃窗洒在马四友的脸上。翻开红色的本子，上面写道：

　　1995年10月21日，晴

　　父亲多想能够多看你一眼，多想和你再聊聊天，可你已经两天没有回家了。我的孩子，你在哪了？天凉了，你身上的衣服够厚吗？爸爸买了你最爱吃的牛肉干，还有你要的双星牌运动鞋，爸爸答应你再陪你去一趟水上公园。我的孩子，你在哪了……

　　看过一篇篇饱含深情的日记，马四友紧紧攥住这个红色的本子，窗外一轮红日在云边跳动，他露出了笑脸。

　　22日是监区的会见日，父子终于在这天相见，虽然有玻璃相隔，但父子心相连。此后几年，杨某端正改造态度，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从一名难改分子蜕变成积极追求改造的先进典型，并且获得减刑，提前释放。

普通狱警的不凡坚守

　　【记者手记】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由于长期的工作压力，很多狱警看上去都远远大于实际年龄。

　　传染病监区的狱警不仅监管教育罪犯，还要经常护理病犯，所以他们心理负担很大。比如发病期的结核病人，吐出来的一口痰传播直径是72米。有的单身警察搞了很长时间的对象，当女方得知是管理传染病犯人的警察时，就提出了分手。西青监狱监狱长张军愧疚地说：“当领导的心里也不是滋味，觉得对不起我们的弟兄。”

　　狱警每天和罪犯打交道，社交面很窄。张军说他干了几十年狱警工作，社会上朋友很少，大多都是圈内人。

　　眺望窗外，一只孤单的喜鹊从灰蒙蒙的天空掠过。在高墙电网的那一端，还有许许多多个像马四友一样的狱警，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着。

　　本报记者

　　摄影记者 王建一

　　工作中染上肺结核

　　也许有人去一趟传染病医院都会觉得别扭，而马四友要天天守着传染病犯人。有的犯人咳血，他要亲自查看。刚吐出来的结核血传染性很强，但他必须看，要确认这是不是鲜血，要不要送病人去医院治疗。

　　他的办公室干净而整齐，桌上放着一些专业书籍，相框里写着高尔基的名言“人不是只有一个圆心的圆圈，而是有两个焦点的椭圆，行为是一个焦点，思想是另一个焦点”。办公室不远处有一张床，值夜班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除了和其他监狱警察一样要完成好必要的罪犯谈话教育等工作以外，马四友他们在睡前还多了一项工作就是得看着犯人把药都服下，他们才安心。

　　当危重病犯需外出就诊时，马四友总是带头参加勇挑重担。有一次，结核病犯崔某病情突然加重，口吐鲜血，监狱医院建议崔某转院治疗。马四友马上与同事一起将崔某送到传染病医院，他始终背着崔某上下楼检查、化验。化验前，马四友拿着痰盒为崔某接痰，崔某连痰带血喷在了他的手上、衣服上，马四友只是平静地拿着痰盒交去化验，悉心照顾他，白天给他喂饭，夜晚盯着他输液，连值班医生都对他的行为赞不绝口，竖起大拇指。

　　《城市快报》（以下简称“快报”）：工作以前的你和现在的你相比，有什么变化？

　　马四友：在来这之前，我不知道这里都是结核病人。谁都怕传染，谁都不愿得病。得了肺结核以后，会终身携带结核病菌，治不好的话，也许十年、二十年，还很可能复发。有的结核病人如果总吃结核药，但治不彻底，结核药对自己没有作用了，就有了抗药性，就会咳血，总得止血。虽然我们不是大夫，但大夫给了一句话：这就是癌症。

　　快 报：每天面对传染病犯人，你害怕被传染吗？

　　马四友：每个人都有个适应的过程，一开始我也害怕被传染。这里关押的都是结核病人，但更是我们要教育改造的犯人，工作十年了，我们的责任感在增加，而心理的惧怕感在淡化。跟犯人谈话也都是近距离地谈，是职责使然。

　　快 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怎样？

　　马四友：2007年，由于长期在这里工作，我被感染上了肺结核，我咳血时，同事都意识到我得肺结核了，但我没意识到。当时咳血，我就感到嗓子眼像个水管一样，血不停往外喷。不咳血的话就难受，嗓子痒痒的，吐完以后还得咳，咳完还吐。在同事的催促下，我去了传染病医院，大夫告诉我，现在躺在这里就不能动了，不管是去哪里，必须有人扶着我。当时我一听，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最后的化验结果是空洞型肺结核。大口咳血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到这种程度了，我却还没当回事儿。现在我的病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但不能痊愈。

　　唯一的顾虑就是家人

　　被确诊为肺结核病后，他很坦然，让他揪心的是家人。他和爱人经过同事介绍相识，还好，她也是一名狱警，很理解他的职业。当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爱人和孩子也来检查时，他多希望他们平安无事。

　　他对孩子总是心怀内疚。每当看到别的家长来接送同学时，孩子就会问马四友，“爸爸，你和妈妈为什么一次都没来接过我？”如果周末不值班，夫妻俩就带着他去动物园、长虹公园游玩，孩子就会特别高兴。

　　快 报：当你得知自己得了结核病时，心情如何？

　　马四友：正式通知我结果时，我的脑子“嗡”一下。我第一反应是通知我爱人。一开始我没有正面告诉她，她到医院看了我以后，就哭了。我说这么多年了，咱又不是不知道工作的危险性，多少得有个心理准备。话虽这么说，但任何人一开始都很难接受，得需要时间。

　　快 报：大夫也会告诉你们采取防护措施吧？

　　马四友：是的，但我们自身思想麻痹了。大夫说结核病的传染性挺强，我直言不讳地说这谁都知道，我可能离病人远点就不会传染上，这道理谁都清楚，为什么我做不到？因为职业不同，面对的人群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大夫可以只露着两只眼睛接触病人，但我们不能。我们穿警服，大夫穿白大褂。我面对罪犯时，代表的是国家。如果犯人觉得我们怕传染上，他们有的会有逆反心理。我干这份职业，就要有这份职业的职责。

　　快 报：得病前后你有什么不同？

　　马四友：说心里话，自从得了结核病，我任何顾虑都没有了，因为我再传染还是结核病。我就是担心孩子还有爱人。我犯病时，孩子才三岁，抵抗力太弱了，有一点菌说不定就被传染了。每次回到家，我先换衣服，洗很多遍手，但还是带着结核病菌。我庆幸当时家人没发生异常。我爱人最后的诊断结果，她体内结核菌比正常人的多60多倍，但她身体顶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