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地处城乡接合部，没有进行地域转移，就地集体成建制地告别了农民身份，拥有了城市户籍，并在城市中从事非农业工作，从而成为市民，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保持着农村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也因为价值观、行为方式的不同，使他们很难很快融入城市生活。比如，他们的社区文化生活还相对匮乏，人际交往大多仍局限于过去乡邻故友，他们仍留恋既有的生活方式，在社区绿地插秧、养鸡，占用楼道堆杂物，交通安全意识相对淡薄，等等。不错，他们就是伴随着城市建设的进程，实现了“农转居”的一群人。

　　他们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眼里是市民，但他们在普通市民的眼里并不被引作“同类”，仍被视为农民，尽管他们与普通市民一样居住在名叫社区的楼群里，可能住得更为宽敞，一般说来，家庭资产和收入还较普通市民为高。然而，他们难以融入新的城市生活，但他们仍面临着融入的现实要求，不管这种要求是主动的也好被动的也罢，总之，他们回不去了，他们必须接受和适应城市生活的现实化生存。

　　可见，“农转居”并不是换个户口本，将农家院变成楼群社区那么简单，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层面的转型和转换或许更为重要和迫切。那么，如何让这一群体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学会做一个“合格”的市民呢？也许北京市某些地区的尝试为我们拓展了一下思路。据《新京报》报道，针对“村民上楼后如何适应城市生活”，近日，朝阳区金盏乡将其列为调研课题，联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共同建立“公民学校”培训村民，探索让“人和观念一起上楼”。

　　人民大学“红色1+1”实践团的志愿者运用图片、视频和现场演示，为村民讲解家庭急救、社区文明生活等。据金盏乡工作人员介绍，首期课程受到村民们的欢迎。“公民学校”正打算到该小区开设第二期课。课程主题为“公民公共文明行为”，将从公共环境、公共秩序、人际交往和公益行动等四方面切入，针对绿地插秧等问题展开讨论，引导这些新居民做出正确的判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公民学校”的课程并不是志愿者想当然设置的，志愿者还向村民发放了调查问卷，将根据调整结果确定下一期“公民学校”的授课内容和方式。不能不说这种互动式的授课方式非常切合村民们的需要。“填鸭式”的教学已经被证明不适合素质教育，当然，也不适合培训这群亟待从精神层面转型和调适的村民们。在我看来，教学相长、因材施教这类古训真可当做“公民学校”的办校宗旨。

　　其实，“公民学校”的教学对象不妨再扩大一些，比如，那些尽管仍是农民身份实际已经在城市长期扎下来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有的也已经在城市买了房，从事着相对稳定的工作，他们与“农转居”群体一样，也有着改变观念、改变生活方式融入城市的现实需要，而一个有一定融入感和认同感的群体的形成，无论对城市化还是和谐稳定都大有助益。

　　北京朝阳区的“公民学校”是合政府与志愿者之力一起打造的，这也切合了现代社会的特点，不过，在“公民学校”初创时期，政府的角色似乎应该更大一些，它在组织和调动社会资源方面显然更具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