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针对北京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在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的同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而对那些在京拥有住房、具有稳定职业、连续居住的流动人口，应研究采取新的管理模式。

　　早在2005年，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女士就曾提出“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想从法律层面为进京设置门槛，结果招致一片非议。而此次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提出该建议的理由，除了北京“十一五”提出人口规模的控制，但没控制住，又加了“不需要那么多人，不那么乱”。如果说，张惟英女士“建立人口准入制度”还有些承认既定事实，垒高“低素质之人”进入北京门槛的意味，那么，这次强制退出机制干脆就是逼迫那些低端劳动者逃离北京了。因为一旦小企业小门店都关门大吉，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站在北京本位的角度看，这主意貌似绝妙。拥挤、污染和犯罪这些大城市病从此可以得到缓解，那些不招老北京人待见的外地“老赶”们终于可以远离视线了。可问题是绝妙主意只是貌似，其中的利害远不是搞专题调研的委员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试想那些承载着城市繁荣的小企业小门店被强制退出后，早点、熟食、水果、小五金、日用杂货；冷饮、书报、粮油、电器、搬家公司、清洁公司、裁缝……等等，将由谁来做？靠北京人自己吗？北京的“自己人”做好准备了吗？好的，即便如调研组的人说的那样，通过培训本地人，做大企业规模，问题终会解决。可问题就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所说，小商小贩的存在证明社会需要这类人群，政府采取提高门槛的方式必然会相应地提高这些服务行业的运营成本，其结果是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也跟着提高。而我们知道，随着生活成本和就业压力的增加，现在就有大学生或白领逃离“北上广”的说法，那么，如果任其愈演愈烈，这种生活的压力最终也会传递到所有人的身上，就是那些自恃是既得利益者的人也不例外。

　　是的,没有人认为大城市病不需要根治哪怕是控制，大城市病是全世界都面临的严竣课题。但大城市病的治疗绝不是靠一味抬高门槛、筑起高墙就可达到的。何况降低城市管理成本不能以牺牲城市的繁荣和大多数人的福祉为代价呢？事实上，提出限制低端劳动者的调研者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北京人口过于集中的根源是由于北京和周边地区发展不平衡所致，所以解决北京人口集中的关键不是限制低端流动人口，而是应该通过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