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１９３３年出生，如今，已是７６周岁了。在这不短的人生旅途上，书本是我的最好伴侣，浓浓的书缘，给我带来无限的欢乐。

　　记得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是１９４１年在香港。当时，父亲在一家通讯社当记者。一天，他从外地出差回来，给我们三个大孩子（我和大姐、二姐）各捎回一件礼物：大姐的是《文心雕龙》，二姐的是《爱的教育》，我的就是《稻草人》。

　　《稻草人》是叶圣陶著的童话集。父亲在书的扉页上还给我写了一段话，大意是：你喜欢讲故事，你就给弟弟妹妹讲讲稻草人看到的人间悲剧吧。这本书，我很喜欢，可说是爱不释手，我按着父亲的要求给弟妹们讲故事，弟妹们瞪大眼睛听得出了神。可惜，好景不长，１９４１年年底，“珍珠港事件”后，香港沦陷了，我们全家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广东省战时省会韶关市。记得在过封锁线时，难民们如潮水般涌过，紧张极了。为了不被人流挤倒，父亲雇了挑夫挑着两个箩筐，我和四弟各在一头……在这种情况下，我心爱的《稻草人》丢失了。

　　韶关是个山城。当时，我家住在山城边的“五里亭”，离市区有十多里路，进城还得翻过帽子峰山。我在五里亭小学念完五、六年级。到城里后，家人开始采购东西，我呢，一头钻进书店（记得是开明书店），专心致志地看起书来。因为学校没有图书馆，没有课外书可读，我只有到书店“蹭书”了。这可是免费的盛宴啊。等家人买完东西，我也就恋恋不舍地放下书本，一同回家。

　　我尝到了“蹭书”的甜头，从此“蹭书”成瘾。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我上了中学，仍是只进书店，不进商场。书籍对我的吸引力，远远大于琳琅满目的其他商品。

　　我用自己劳动所得购买的成套大书，是《契诃夫短篇小说选集》。此前，零星看过一些契诃夫短篇小说，我很喜欢。尤其是它选材典型，往往一针见血击中当时俄罗斯的官场恶习。我甚至觉得，其中不乏杂文手法，只是更加形象、更具文学性。全套书共２５册，尽管书价不菲（大约相当于当时我两个月的伙食费），我还是一咬牙买下了。

　　这套书伴随我走南闯北。购得此套书不久，我到北京上大学，当然带着它；毕业后分配到天津日报社，不用说还是带着它。其后，先后搬过好几次家，“文革”中又经历了“抄家”的厄运，但这套书还是安然无恙。

　　我家有六七个大书柜，里面放的都是我喜爱的书籍，成为我的藏书。书柜中不乏史书，读来格外亲切。比如《史记》，留给后人的东西太多了。书柜中还有不少人物传记。比如，有沈醉的《我这三十年》。通过这部书，我看到了沈醉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他如何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后改恶从善的。

　　在我的书柜中，还珍藏着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共１１册。这也是我情有独钟的一套书，不仅因为莎士比亚作品本身的魅力，还因为这套书浸透着深厚的友谊。１９８５年，５２岁的我被调离政教部主任的岗位，成了专职评论员。不久，又成了专栏编辑。我和政教部的同志依依惜别时，部里送给我这套书。

　　古人有“好读书，不求甚解”之说。有人对此不以为然。我却认为，“不求甚解”也未尝不可。因为，读书，其实不仅可以从中得到各种知识，更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既是享受，就不妨随心所欲，顺其自然。

　　当然，有些书籍，是应当逐字逐句认真研读的，直到真正弄懂为止，不应“不求甚解”。

　　还有，对待各类辞书，也是不可以“大概其”、马马虎虎的。多年来，我在办公室有一套《辞海》，在家里，也有一套《辞海》，在处理稿件或写稿中遇到问题，毫不犹豫地向《辞海》请教，决不打半点折扣。一次，在摄影记者给我拍照时，特意把《辞海》挪开，避免“入镜”。对此，我不以为然。我认为，作为文字工作者，不能在笔下出现任何文字差错，这才是对读者负责。更何况，我自己原先的文字底子薄，许多基础知识不扎实，不格外认真就容易马失前蹄，这才是真正“掉价”。

　　一句话，浩瀚的书海，不尽的书缘！永远，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