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扬子晚报》等媒体报道，从1992年开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设了面向中国官员的课程，主要讲授公共管理、城市规划等，至今受训的已有8000多人。依笔者看，这个学费花得值。

　　首先是官员留学这种策略是一种很好的创新。以前一说到留学，人们头脑中首先反映出来的，是科学技术人员留学，主要是学习国外先进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成果；后来发展到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或者是经济管理、企业经营方面的成果。以学习公共事务管理、社会保障、城市规划等方面的知识、技能、思想、理念为主的留学，以前还真是没有。简而言之，这些官员的留学，学的是“治理国家的学问”，这是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更广泛的背景上、更长久的影响上，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学习和借鉴于我有用的治国之道，非常值得赞许。

　　第二是留学人员选择得对头。据报道，去新加坡留学的中国官员当中，大部分是县处级干部以及一部分厅局级干部，包括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市长等。这两个层级的官员，正是当今中国政治架构的中坚力量，既直接接触基层，又有一定大局观念，既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接触过多元化的公共管理理念，而且其年龄分布和未来的发展前景，都具有一定的成长优势。综合起来看，培养这一层级的官员是最有效、最“划得来”的。另外，这也不是那种带有旅游性质的“短期出国考察”，而是为期一年以上的、真刀真枪的学习，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各省市组织部统一筹划的，是一种人才战略。

　　第三是留学目的地选择得很科学，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曾经说过：“我们把新加坡作为领导干部海外培训首选，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新加坡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矛盾，和正在探求的解决办法，正是我们现在遇到或将要遇到的矛盾，我们现在需要用或探索将要用的办法。”新加坡从文化上来说，与中国文化渊源甚密，经济发展成功，贫富差距不大，社会矛盾解决较好，城市干净漂亮、井井有条，在反贪腐和廉政建设方面成果显著。而且，与中国一样的是，有非常稳定的执政党，因此这都是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的地方。仅从民族历史文化角度而言，可举一例：对于社会治安的治理，笔者一直觉得，新加坡的“鞭刑”就很适合东方民族的文化传统——鞭笞对于犯人的威慑力，主要不是来自打屁股的疼痛感，而是被脱光打屁股的那种羞耻感。东方民族文化有别于西方基督文化传统的重要一点是：东方是一种“耻文化”，即面子非常重要；而西方是一种“罪文化”，因而西方的监禁刑罚的用意在于令犯人在失去自由的条件下进行忏悔。利用东方民族的这种“耻文化”传统来惩戒犯罪，比起纯西方式的监禁刑罚，成本低、收效明显、副作用小，新加坡的良好秩序就是明证。

　　当然，中国是一个大国，只能走自己的路，而不可能指望全盘复制哪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公共管理模式，即使是像新加坡这样与中华文化比较接近的国家。最起码一点，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小岛国，而中国是有着十几亿人口和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巨大国家，而且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情况不知要复杂多少倍。打一个比方，中国就像一条龙，龙头可能在赤道那边已经热得满头大汗，而龙尾还泡在北冰洋里，自己身体的内部差距非常大。在新加坡留学的中国官员们，在考察新加坡中央公共基金、住房发展局、贪污调查局等机构之后，也曾对他们的老师表示：新加坡能实行的政策，因为历史、权力和既得利益等原因，许多政策在中国的城镇里是不可能实施的。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官员走出国门，以积极的态度学习那些“治理国家的学问”，都是一件好事。它的作用也许不是短期之内就立竿见影的，而是长久的、潜移默化的。